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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艺术手册】朱康 现实的“限度”与“必要的步骤”——《“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小说政治学
无论对于赵树理个人的写作史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1958年8月发表的《“锻炼锻炼”》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节点”。在这部小说中，赵树理一方面仍然在做着形式的尝试，再一次实践了他在1943年发明的“板线 另一方面他也在做着思考的实验，借助形式的遮护并通过形式隐微地表达着他对现实的疑虑。正是这后一方面，使得这部小说在1959年成为《文艺报》就“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所作的理论辩论的中心，因为当时的读者对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线年整风运动农村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抑或“歪曲了现实生活”。 2 从表面上看，分歧的焦点在于“反映”与“歪曲”，但实质上，冲突的中心在于何谓“现实”或何种性质的“现实”。 3 赵树理小说中的1957年的“现实”不同于他写作时的1958年的“现实”，正是这样，当我们试图把《“锻炼锻炼”》重新语境化，不得不从1958年的“”开始说起。
1958年3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文学工作三十二条”（草案），同时给全国作家发了一封题为《作家们！跃进，！》的信。在这封信里，作协号召每一个作家在“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的高潮”中“思想跃进，本领也跃进”，“多写，快写，写的好，写的生动精炼”，在“长篇”之外用“短小精悍的作品”“反映和鼓舞当前的”。 4 在这里，一方面是文学的，另一方面是这“当前的”——生产的，后者是前者“反映和鼓舞”的对象，前者本身正是对后者的模仿。作协的信显然搬用了《人民日报》1958年2月3日的社论给予“跃进”的定义——“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采取新的方法或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 5 搬用了这篇社论为了“跃进”这一概念的完整构图而追溯并引入的那条“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只是用“精炼”替代了“省”）。同时，这封信还从在1958年1月拟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借取了第四条的条文——“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因而提出“有规划，有指标，就便于督促、竞赛、检查，与评比”，借取了第九条对生产计划的区分——“必成的计划”与“期成的计划”， 6 因而要求：
我们必须跃进，也就必须有创作计划，以便完成计划，超额完成计划。我们的计划是诺言，是合同，不许落空，失信于人民！ 7
必须制订计划，确定额度，为的是它最终被超额完成。正是这份对超额的期待，使得“计划”不仅是文学的第一个环节，还成了衡量文学的第一个尺度。也正由于此，在作协的信发出的次日，100多位在北京的作家就举行了首都文学界座谈会，制订、交流与公布他们的个人创作计划。1957年10月回老家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深入生活、1958年1月才返回北京、时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的赵树理也参与了座谈会。或许在这次座谈会上的所有作家中，他最有资格来讨论“当前的”的问题，因为在1958年1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刚登载了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太行山中访赵树理》，其中提到：
尉迟村去年减产了。赵树理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和社干部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1958年生产的计划。 8
文学与生产分属不同的领域，但作协的信中“反映和鼓舞”这一表述又赋予了它们一种交叉的关系。因此，作协的信其实为文学构造了两种表达与运行的机制：一种是“文学模仿生产”的跃进，即以生产为模式或方法促成文学自身在数量、速度与质量上的跃进；另一种是“文学摹仿生产”的跃进，即文学以生产为对象或内容。在座谈会上，赵树理被唤入的是后一种跃进，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邵荃麟宣布：
赵树理同志今天到会了，他有意写《续李有才板话》，以反映当前的。 9
我准备写《续李有才板话》的秘密已被荃麟同志揭破。计划写三部，第一部一个月左右即可完成。希望大家督促，但也不要挤得太狠；我要求大的东西不被挤破，小的东西也能挤出来。 10
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写出《续李有才板话》第一部来“反映当前的”，这显然是一个完全契合作协号召和座谈会主题的计划。因而《人民日报》3月9日刊发的新闻与《文艺报》第6期登载的综合报道对这一点都特别提及。报道没有提及，但对我们而言却有必要追问的是：为何赵树理把“准备写《续李有才板话》”的计划视为“秘密”？什么是“大的东西”与“小的东西”？《李有才板线万字的中篇小说，这部续作若是遵循原作的规制，应该属于“大的”还是“小的”？
在赵树理的“秘密”计划被“揭破”的同月，赵树理为《曲艺》月刊1958年4月号撰写了《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一文。从题目就可看出这是对作协号召的响应，只是它所推出的创作计划与座谈会上的不同：
如果我能在艺术上有所进步，能进步到评书的程度就不错。……现在我正想跃一下，月内或者多一点，要写一个能说的书，发表在《曲艺》月刊上。 11
同样是计划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跃进”，但要写出的已不再是“板话”，而变成了评书。在该文发表的同月，刚从月刊改为半月刊的《读书》第5期（4月26日出版）登载了对赵树理写作的专题报道，这部“能说的书”被明确为《灵泉洞》：
最近赵树理已从太行山区回到了北京，着手撰写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灵泉洞”。这部小说……写的是太行山区的人们，在两个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一直写到这次全民整风运动、农村大辩论和全国干部下放锻炼……
赵树理说……长久以来，就很想写他们，直到去年才真正下定了决心。……现在这部小说已经写了五章，估计5月间可以最后完稿。 12
这部“构思已久”的《灵泉洞》，赵树理计划写15万字，与可能约3万字的《续李有才板话》相比，当然属于一定“不被挤破”的“大的东西”，而后者是希望“也能挤出来”的“小的东西”。但赵树理并没有如其所计划的“跃进”，原本计划一个月左右完成的“书”只写出了5章，而且这部“书”在3月还作为“想跃一下”的证明，在4月里竟然泯去了“跃进”的痕迹：在《读书》的报道里完全没有出现“跃进”的字样，并且，“书”中最后的故事都触及了1957年秋天的全民整风、全民大辩论，甚至1958年2月开始的全国干部下放锻炼，而竟避过了赵树理1958年1月就在参与的。《灵泉洞》构思于、文学之前，但毕竟写作于、文学的背景之下，且赵树理也不可能忘记他为文学所制订的计划，因而当《灵泉洞》在几次延宕之后终于在1958年7-8月间完成了上部——“写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山区人民在日寇和蒋匪军的双重压力下的生死挣扎”，赵树理在1958年8月18日的深入生活作家座谈会上作了一次记忆的误置：
在浪潮中，我计划先写一个回忆中的小说，可是这与生活锻炼有矛盾，写了几天觉得应该放下它先到生产中去。不妙的是我曾在一次谈写作的会上透露过我的计划，报刊上刊登出去，弄得我更动不得，只得坐下来写。 13
在这里，他用作为“回忆中的小说”的《灵泉洞》覆盖了他在“谈写作的会”上所透露的“反映当前的”的《续李有才板话》。这段被误置的记忆经过了公开的谈论与公开的发表，仿佛就获得了“真实”的属性，以致一直到1966年向组织所递交的检查里他仍然确信：
《灵泉洞》上半部，是写历史故事的，是响应号召（每个作家都写）写的，我一般不写历史题材。 14
《灵泉洞》并非起源于对“号召”的“响应”，它只是正式开始写作的时刻与“号召”重合，因而把自身纳入“响应”的模式之中。但当《灵泉洞》从原计划的“月内或者多一点”完成15万字的全文，到最后用了5个月的时间还只是完成了上半部8.6万字的篇幅，它显然已失去了所要求的“比平常快得多的速度”，因而告别了“文学模仿生产”的跃进。但显然，赵树理一直记得作协的文学的号召，一直记得他为这一号召所订下的“合同”，既然如此，他为何不先从“反映当前的”开始？如果说这可能是因为《灵泉洞》“构思已久”，存在着对写作对象（“太行山区的人们”）与此次写作行为本身的情感因素，因而无法中断或舍弃，那么，当1958年7月中旬《灵泉洞》接近最终完成的时刻，他转入另一篇小说《“锻炼锻炼”》的写作，他为何同样没有选择“文学摹仿生产”的跃进？
在赵树理自己的判断中，《“锻炼锻炼”》属于“半自动”写作的类型，即属于报刊“约稿，自己也愿写”的类型。15这是来自山西文联主办的《火花》1958年的约稿，发出约请的具体月份不得而知，但据时任《火花》副主编韩文洲回忆，双方约定6月交稿，8月发表。在一个如此重视创作计划的“文学工作”的氛围里，赵树理直到4月下旬对外宣布的所欲完成的作品还只有一部《灵泉洞》。由此猜测，约稿当发生于4-5月之间。但赵树理直到7月上旬仍未交稿，韩文洲遂于7月中旬前往长治（赵树理当时写作《灵泉洞》兼体验生活的地方）当面催稿，在韩文洲的“坐等”之下，赵树理“暂且从‘灵泉洞’中钻出来”，“两天以后”（1958年7月14日）这篇“短篇小说新作完稿”。 16两天写下一万四千多字的篇幅，赵树理展示出了所应该有的写作速度。不知《火花》在约稿时是否对写作内容也做出了约定，但《火花》1958年第7期于7月初出版时赵树理还没有进入《“锻炼锻炼”》的写作，赵树理应该读到，至少有可能听韩文洲谈到，该期“编者的话”所发出的呼吁：
这一期，我们刊出了几篇反映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中新人新事的特写、小说。如束为的“崞县新八景”、西戎的“女婿”、马烽的“停止办公”、王培民的“小小土专家”等，在作家、作者们深入生活、担任实际工作中，为我们及时地写出了这些反映现实的作品，这是值得我们热烈欢迎的，我们除表示谢意外，并希望我省所有的作家、作者们都鼓足干劲迅速动起手来，将你们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不断寄给我们。这是刊物的要求，也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愿望。 17
（李）束为（时任山西文联主任）、西戎（时任《火花》杂志主编）、马烽（时任山西作协主席），这都是即将被评论家纳入以赵树理为领袖的“山西派”、“《火花》派”或“山药蛋派”的作家，且都是《火花》杂志的领导与负责人，他们都在写“反映现实的作品”，因此《火花》对赵树理应也抱有同样的期待。而从赵树理的角度来看，《灵泉洞》让他一再延宕于“回忆”与“历史”的纠缠之中，《火花》的催稿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让他续上《续李有才板话》的计划，履行自己在首都文学座谈会上订下的“合同”。但赵树理回避了作协的号召与《火花》“刊物的要求”，在《“锻炼锻炼”》中他为整个故事设置的核心情境是：“一九五七年秋末‘争先农业社’整风时候”。根据赵树理为“半自动”写作所下的定义，显然，《“锻炼锻炼”》包含着一个政治性的选择：尽管赵树理参与过农业社“生产的计划”的制订，但他搁置了对“当前的”的“反映”，他“自己也愿写”的仅只是“一九五七年秋末”的“整风”。
在运动中，以的速度，写一篇关于整风运动的“小的东西”（“短小精悍的作品”）：这是赵树理在通过运动贯彻自己对整风运动的写作的意志（“愿写”），但同时这也是在通过整风运动反衬自己对运动的辩证的反思。正如他在自己的写作中第一次提及“跃进”时为它加了一个限定性状语，宣称的是“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在他那里被一分为二，他充分肯定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在的热潮中，即使你关起门来，那股热劲也会冲到你跟前” 18 ），但对的方法、行动与现实，他表现出的态度是谨慎、克制，有时甚或是消极。关于，他在1959年8月20日写给《红旗》杂志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中提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义：
劳动力有一个就是一个，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内都有个最高限度。能把每个人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内都发挥到最高限度，就是。 19
相对于《人民日报》社论界定时对速度的强调，赵树理强调的是限度：正是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限度，决定了的限度。正是基于对这一对限度的体认，在1958年10月发表的《彻底面向群众》与1959年2月发表的《谈文艺卫星》中，他就文学所作出的判断，成了对整个都具有劝诫或否定意味的命题：
在中，步调可以快一些，但不能超越必要的步骤。……也应该有成本核算，否则会浪费不必要的人力。 21
基础、步骤、成本——这是赵树理对的理论思考，但显然，这更是对的现实疑虑。对他来说，的现实本身是一个超过了“限度”的现实，正因为此，他在写《“锻炼锻炼”》时必须从正在进行的的运动返回到“一九五七年秋末”的“整风”，通过文学的叙事来重新确定现实自身的“限度”。这并不是赵树理第一次作这样的努力，在为1958年2月18日的《人民日报》所写的快板《“春”在农村的变化》中，他已经把跃进的节奏还原为整风的律调：
1958年春天的“大飞跃”（将“跃进”替换为“飞跃”以保持韵脚）被解释为“生产”与“思想”的问题，把“生产”与“思想”颠倒为“思想”与“生产”，它又变成了一个“整风与生产”“两下结合”的问题——正是在整风与生产的结合里包含着赵树理所理解与认定的现实。
如前所引证的《读书》上的那篇报道所示，赵树理原本构想将《灵泉洞》“一直写到这次全民整风运动、农村大辩论和全国干部下放锻炼”。当《灵泉洞》完整的写作计划最后只执行了一半，在其上半部的尾声里快速写出的《“锻炼锻炼”》就变成了《灵泉洞》事实上的完结篇，因为它与计划中的《灵泉洞》的终局分享了同一组事件：全民整风运动，农村大辩论，仅只没有出现全国干部下放锻炼。不过，就是这缺失的一点也仍然相关，它是赵树理写作《“锻炼锻炼”》的一个历史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前文的另一处引文，在1958年8月18日的座谈会上，他说自己写《灵泉洞》这样一部“回忆中的小说”“与生活锻炼有矛盾”。由此推论，《“锻炼锻炼”》这部不是来自“回忆”的小说就不再“有矛盾”了，甚至不妨说它把同一性标示在了词语的表面：全国干部下放锻炼——生活锻炼——“锻炼锻炼”。
当赵树理于1957年10月上旬回山西时，北京正在召开一个长达20天（9月21日-10月9日）的会议——中国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如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
提出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整风运动，一个是农村问题……整风问题有小平同志的报告；农村问题有中央关于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草案，还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修改稿。 31
在9月23日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总结了自《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以来整风运动的成果，同时指明它正由党内整风转变为全民整风：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32
这其中，向农民展开的整风，即1957年8月8日中央发布《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所推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指示要求全体农村人口就合作社优越性、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问题，实质上也即是就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展开大辩论，进而指出这些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 33 农村两条道路问题也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根本问题，它指出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使绝大多数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34 这一原本在1956年提出的《纲要》在全会上通过之后于10月25日正式发布，《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的社论中，称赞它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强调它在“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实现巨大的跃进”； 35 随后又在11月13日的社论中，号召“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重申“在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36 ——自1957年10月至1958年1月，对赵树理来说，这本来不过是一个4个月时间的“深入”的“生活”，但却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变化：从“全民整风”、“农村大辩论”到“”。
不过，在面向全体农村人口发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之后，针对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之后绝大多数农民已成为农业合作社社员的情形，中央于1957年9月14日专门向农业合作社发出三个指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的指示》《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这些指示要求接着农业合作社、接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继续进行一系列整顿工作，由此整风运动就被具体化为整社运动。《“锻炼锻炼”》的核心情境“一九五七年秋末‘争先农业社’整风时候” 37 显然就与这一系列指示有关，但又距离它们有一些时间（这个“秋末”应该指的是11月，因为小说里没有出现“四十条纲要”，没有出现“”，因此更具体地说可能指的是《人民日报》11月13日的社论传达到“争先农业社”之前 38 ），它的另一处时间标记“整风开始”或许指向的就是这一系列指示刚刚颁布之后的日子。小说开篇于“秋末”“整风时候”，争先农业社副主任杨小四给“‘争先社’的两个有名人物”——“小腿疼”与“吃不饱”贴了一张快板大字报，批评她们不爱“上地”劳动，偶尔“上地”也只做“工分巧”的“便宜活”，为了私利“敢偷又敢抢”的“老毛病”。 39 “小腿疼”不接受批评去找杨小四闹骂，得到中农出身的争先农业社主任王聚海的宽纵。于是小说以插叙的方式追溯王聚海一贯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方式，进而聚焦于“整风开始”的时刻争先农业社的女副主任高秀兰给他贴的一张快板大字报，批评他“遇上社员有争端”，“谁是谁非不评断”，从而造成“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的局面。 40 高秀兰批评王聚海，显然是在执行《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第一条“整顿干部作风”：
就是要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 41
并且，也就是在这个插叙的段落里，小说还追溯了青年农民杨小四成为社副主任的曲折经历：原本在1955年就被党内外的人提议为副主任人选，被社主任王聚海以需要“锻炼”为名否决，直到“本年（一九五七年）改选时候”才由于票选时票数和王聚海持平而当选。小说只是提及而没有解释为何要追溯到1955年，但1955年是自1953年12月26日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来农业合作化进程至关重要的一年：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11日，七届六中全会根据这一报告通过《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份报告和这份决议都强调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并强调整社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而《人民日报》1955年11月8日为此配发的社论则直接呼吁：发挥农村青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作用。 42 显然，王聚海在1955年的整社中没有积极实践中央的决议与《人民日报》的社论，在1957年的整社中不得不接受群众依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所做的对领导成分的调整，这一指示第一条第五点要求：
合作社干部的改选，应该由社员群众自下而上地层层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党支部在选举方面的领导，不能采取指定的做法…… 43
杨小四的社领导的身份，是社员群众提名与票选的结果，亦即是整社的结果，而正是这一结果真正启动了整社的进程：杨小四以一张快板大字报将“争先农业社”的痼疾与危机暴露在公共讨论与公开处理的紧迫性之中。
《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共包括四条内容，在整顿干部作风之外，它还要求：整顿社和队的组织；统筹安排，使全体社员各得其所；改善生产管理，拟定生产规划。在这里可以看到，整社作为整风与一般整风不同：它是同时包括（一般）整风与生产两项任务在内的综合性的进程。按照指示的要求，“整社工作必须不误生产”，也因此，《“锻炼锻炼”》设置了这一场景：当“小腿疼”因大字报对她的批评而去找杨小四时，“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杨小四、支书王镇海”正“研究整风与当前生产怎样配合的问题”。 44 正是在这里，赵树理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偏转：从“整风与生产”的“结合”变成了“整风与当前生产”的“配合”。原本是一个均等并列的组合，现在“生产”压过“整风”取得了逻辑重音，因为整风可以随时地开展，农业生产却受着季节的限制，“争先农业社”面对着一个具有时效性的难题：
现在快上冻了，妇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花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 45
对此，王聚海认为“整风是个慢功夫”，在短期内它与生产之间是一种分离关系，因此他在生产的内部解决生产的问题，他建议通过减少劳动日劳动定额（变相增加单位劳动时间的劳动收益）来刺激社员生产。王镇海则宣布“生产和整风是分不开的”，他主张通过整风来促进生产，即通过整风来“克服”“资本主义思想”，从而凭借社会主义觉悟投入到生产之中。杨小四站在王镇海主张的一边，但他逆转了王镇海的思考方向，换为用生产来带动整风。当他有两天的时间来独立负责“争先农业社”的工作，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安排生产与督促生产上。他安排各队妇女副队长带领妇女有组织地自由拾棉花，各队队长带领男劳力拔花杆与犁地，并向他们宣布了三条纪律：劳动之前所有劳力都到指定地点集合，听候分配地点；各队妇女到指定地点拾花，不准乱跑；不到指定地点集合或拾花，拾花将被视为偷花，将受到严厉惩罚。杨小四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社里的男女劳力基本到齐并高效完成了劳动任务（譬如，原本“棉花摘不下来”，现在两天“就可以摘完”），又将未遵守纪律的“小腿疼”等四位妇女判作“偷花贼”而为她们专门召开社员大会，让她们交代与坦白错误，最后得到群众这样的处理——以“小腿疼”为例：
大家决定也按[偷]一斤籽棉[罚]五个劳动日处理，不过也跟给吃不饱规定的条件一样，说这工一定得她做，不许用孩子的工分来顶。 46
不爱“上地”劳动的妇女，得到的是更多“上地”劳动的惩罚，而由于是“一定得她做”，所以不管她们是否内在地改变了思想，但至少外在地去除了“毛病”而整顿了作风。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到，杨小四其实一直在贯彻《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的总体原则：
做好生产管理工作，充分发挥所有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做到既能增加社员劳动出勤率，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47
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正是前文中赵树理作为的“限度”来讨论的问题。而为了这两“率”，杨小四所有的举措显然都是在执行《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的具体规定：“必须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加强劳动纪律教育”；“必须坚持集体劳动的基本原则，既要明确分工，又要互相协作，并要合理使用劳动力”。
杨小四之所以有机会独立负责“争先农业社”，是因为“乡政府来送通知，要主任和支书……到城关一个社里参观整风大辩论”；杨小四作为临时负责人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
今天晚上暂且不开整风会，先来布置明天的生产。明天晚上继续整风，开分组检讨会，谁来检讨、检讨什么，得等到明天另外决定。 48
可第二天出现了“小腿疼”等人偷棉花的事件，各个生产队要求处理这一事件，于是杨小四与高秀兰这“两个副主任接受了大家的要求，和副支书商量把整风会推迟一天，晚上就召开了处理偷花问题的社员大会” 49 。
1958 年 1 月，赵树理（右二）在山西沁水县嘉丰乡尉迟村农业社和社员一起研究问题
一篇以“一九五七年秋末‘争先农业社’整风时候”为核心情境的小说，却既没有为“争先农业社”安排“整风大辩论”，又不断地延宕以致直到小说结束也没有出现“整风的分组检讨会”。于是相对于《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与《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中的有关规定在《“锻炼锻炼”》中的具体实现与细致再现，《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与这一小说只有事实与时间上的关联。这一指示要求全体农村人口针对两条道路问题开展大辩论，而根据它对已经试办过的大辩论的观察，辩论的结果不仅能够在宏观上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惟一出路”，而且在微观上：
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予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 50
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 51
《“锻炼锻炼”》中没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没有“富裕中农”，它甚至不用阶级成分与革命态度来对农民进行区分，在它那里只有一个人物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但他既没有“从事破坏活动”，也没有表现出“资本主义思想”。这篇小说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思想”的概念（王镇海的措辞），它被等同于“自私自利思想”（杨小四的用语）而用在了“小腿疼”和“吃不饱”这样的除了“便宜活”之外“不务劳动的人”的身上。但这也毋需等到大辩论，她们作为“‘争先社’的两个有名人物”之“有名”及杨小四批评她们的大字报所激起的围观者“轰隆轰隆”的笑声，表明群众早就要求给她们以“必要的约束”，使她们也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只是，赵树理本人对“觉悟”在生产中的力量持怀疑的态度，在1959年写给时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农业合作化虽然经过七八年之久”，但有些农民在“我们党政的教育”之外，受“小生产者个体主义教育”更为深久：
所以这些人在集体生产中，光凭已有的政治觉悟来指导他们的行动是很难符合生产要求的。集体生活的互相鼓舞和互相监督，这是推动他们只许前进不许倒退的主要力量…… 52
这一段就如同是对《“锻炼锻炼”》相关情节的诠释，杨小四所有生产上的安排，所采用的就是“集体生活的互相鼓舞和互相监督”的方式。而如果说，“光凭已有的政治觉悟”难以指导出“符合生产要求”的行动，那么，以提高“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为目的的“整风大辩论”也就更无法真正产生与当前的生产相“配合”的作用。所以《“锻炼锻炼”》不仅将“整风大辩论”设定在“城关一个社里”，而且支书王镇海与主任王聚海参观归来也没有任何一句言辞涉及这一“整风大辩论”。
正是这样，在《“锻炼锻炼”》中，赵树理虽没有改变1957年全民整风在农村推行时的各种元素的配置，但他将“整风与生产”的平面化“结合”拆解与重组成了一种具有纵深感的装置：整风（大辩论）作为遥远的甚至虚化的后景存在，而生产则被突出在前景的位置。由此，这部从“反映现实”退回到“反映现实”的作品，这部从“整风”前进到“整社”的作品，在“整社”中确立了其“现实”的基本形态：相对于整风，它要求其现实“符合生产要求”；相对于，它要求其现实遵循“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限度”。显然，在赵树理那里，以生产作为衡量的基准，整社在整风与之间，或者说在1957-58年之间，成了农村工作与运动最现实的、最积极的，因此也是最高的形式。当赵树理在1958年不断高涨的氛围中写作关于1957年整社的小说，小说内外的时间距离，是“现实”与“现实”的距离，同时也是赵树理自身的文学形式与当时整体的社会形势及政治趋势之间的距离。
对于赵树理来说，在理论上是对劳动出勤率与农村劳动率的“最高限度”的实现，但在现实中却成为突破“限度”的试验，自此之后，“限度”之外便成了农村工作与运动的领域。《“锻炼锻炼”》在《火花》发表的当月29日，中央颁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取代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前文提到的赵树理对的“限度”的界定，正产生于他1958-59年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调查，而调查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赵树理本人产生了写作的危机。在1959年8月给陈伯达的信里，赵树理悲观地宣布“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 53 虽然此后他并没有完全停下小说的写作，但“公社”变成了他无法在写作中克服的难题。1966年，他在生前的最后检讨书《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写道：
这八年中（公社化前后八年）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没有把我们国家在反帝、反修、反右倾的一系列严重斗争中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生产建设上所取得的不可想象的伟大成绩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上。……这是从前个体农民小手工业者眼光短浅、不识大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 54
“公社化前后”的“这八年”，在赵树理被迫做出的违心检讨中变成了自身“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的“错误”的“八年”。由1966年向前追溯“八年”，则“错误”的起点就在1958年，而越过这一起点，则他的“思想”跟得上“政治的主流”的最后的时刻当在1957年。将赵树理因为检讨而自我颠倒的判断颠倒过来，再借用赵树理在1959年《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村工作之我见》的概念来重新表述，赵树理所说的不过是，公社化所组织起来的只是一种“限度”之外的“现实”，它不仅超过了“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限度”，也超过了他本人及他本人所代表的农民的“思想意识”的“限度”。在这一意义上，将《“锻炼锻炼”》与《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放在一起对读，也许可以推演出这样一幅图形：在赵树理那里，他所经历的从1949到1966年之间的历史构成了一条抛物线年的“整社”，是这个抛物线 关于《“锻炼锻炼”》文类归属的讨论，参见朱康：《〈“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小说文类学》，《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2 《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编者按》，《文艺报》1959年第7期。
3 关于《“锻炼锻炼”》的“现实”问题的讨论，参见朱康：《“反映现实”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批评的政治学》，《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
5 人民日报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人民日报》1958年2月3日。
6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7、48页。
9 赵树理：《在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注1，《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11 赵树理：《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93-95页。
13 赵树理：《在深入生活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51页。
14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73页。
15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473页。
16 韩文洲：《作品·作家·作风——向赵树理学习记略》，《赵树理研究》1990年第1期，转引自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赵树理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186-187页。
17 “编者的线 赵树理：《在深入生活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51页。
23 《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24 ：《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83、385页。
25 《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23、225页。
26 《中央宣传部关于作家下乡问题的报告》，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30 赵树理：《万里同心——答瓦连津·奥维奇金》，同上书，第96-97页。
33 《中央关于向全国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528-530页。
34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第2页。
35 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
36 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
38 虽然《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也提到了“要发动全体社员，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此时这份“草案”还没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对它的讨论更像是为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理论准备。
41 《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551页。
42 人民日报社论：《发挥农村青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作用》，《人民日报》，1955年11月8日。
43 《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552页。
47 《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556页。
50 《中央关于向全国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529页。
52 赵树理：《致陈伯达》，《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42页。在原文中，为说明“小生产者个体主义教育”不易消除的影响，赵树理选择以“年岁较大的农民”作为例证，但这显然是因论述的显豁、方便或安全而设置的一种修辞性表达。因为在一年之前他就已指明，不仅是“小腿疼”这样的“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婆”，“吃不饱”这样三十多岁的青年农民同样可以是个体主义的小生产者，何况此外还有在这两个“自私自利的头子”“领导”之下的全社超过一半的妇女——肯定同样是一个年岁较大与年岁较轻的农民的集合。
54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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